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物貿易增長迅速，產品結構持續升級，在全球貿易市場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但我國制造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貨物貿易主要依托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狀況未明顯改變，出口增加值率明顯偏低，對美、歐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在全球貿易及制造鏈中的地位不容樂觀。未來我國貨物貿易面臨低成本優勢減弱和技術競爭力難以快速提升的雙重挑戰，外貿領域競爭持續加劇、摩擦不斷也將成為我國貨物貿易的常態。對此，下一階段應著力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關鍵支撐作用，要通過實現更高層次和水平的對外開放和加強科技創新，提升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推動我國向國際產業鏈的前端進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進出口總額快速增長，進出口規模持續擴大。2017年，我國出口總額達到22635億美元，是1981年的103倍，進口總額達到18410億美元，是1981年的84倍。與進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相對應，我國在全球外貿市場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出口和進口占全球的比重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不足1%分別提高至2017年的12.8%和10.2%，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
從貿易形式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貿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即一般貿易的比重降低，近幾年逐漸回升；而加工貿易的比重顯著提高。20世紀90年代末，加工貿易的比重升至最高點53.4%，此后持續回落，但也都在30%之上。
從貨物貿易的商品類型結構看，1995年以來，紡織、機電、賤金屬、礦產品、化工、塑料等是我國對外貨物貿易的主要內容。期間，紡織、賤金屬、化工、塑料等進出口比重不斷下降，而機電、車輛等運輸設備以及光學儀器等的進出口比重均有所上升，反映了我國貨物貿易的產品結構不斷得到優化。
就貿易順差而言，總體看，加入WTO以來，我國貨物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少數產品類型上。來自紡織和鞋帽的順差在總順差中的比重2000年高達59.6%，2017年降至32.5%；機電、賤金屬制品、車輛等運輸設備三大類在2005年由逆差轉為順差，此后比重快速提高，從2005年的24.9%提高至2017年的40.8%。2017年兩大項順差合計比重高達73.3%。
從與全球各大洲之間的貿易情況看，1995年以來，亞洲始終是我國貨物貿易最大的市場，幾乎所有年份進口和出口的份額都在50%以上。其次是歐洲和北美，均在20%左右。拉美、非洲和大洋洲的比重比較小。從變動趨勢看，1995年以來，我國對亞洲的進出口份額總體呈縮小趨勢，這與對非洲、拉美、大洋洲進出口份額的提高基本相對應。
服裝鞋帽類的勞動密集型特征及低成本優勢自不必說，機電等作為貨物貿易中占比較大的類型，表面上是我國制造技術不斷提高的表現，但這類產品同時也是加工貿易的主體，屬于典型的“大進大出”型貿易（后文中將進一步詳細分析），其中涉及的關鍵零部件絕大部分依靠進口，我國只是參與了其中一般性部件的制造及最終的加工裝配環節，因此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屬于“勞動密集”產業，我國參與國際制造分工的優勢仍然主要是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由此，當前我國主要貨物貿易雖然符合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但仍然處于依靠低勞動力成本和非技術優勢競爭的低水平階段。
長期以來，在華外資企業出口占據著我國出口總額的半壁江山，尤其是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是我國外向型經濟的重要引擎。從產業類型看，我國加工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其蓬勃發展的背后同樣是對我國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歐、美、日以出口自己的產品為主不同，我國對外出口的產品中有很大比例并非本國生產。由于我國長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在加工貿易中，我國從東亞、歐美等進口零部件，然后加工裝配后再向全球主要是歐美市場出口，因此我國的出口中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線年為例，外資企業的出口在總體中比重高達43%，進口則高達47%。
/進口比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一國國際貿易的特點，對于某一種類型的貿易品而言，接近于1的出口/進口比值表明一國對外貨物貿易基本平衡，接近于0的比值表明一個國家的貨物貿易主要為進口，而遠大于1的比值表明一個國家的貨物貿易主要為出口。需要關注的是，在制造業全球分工日益發達和深化的當代，早期那種每種產品單純由各個國家根據其比較優勢來生產并出口的情形越來越少，而由多個國家參與、具備“多國”屬性的貿易品則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為出口而進口的模式變得越來越普遍，接近于1的出口/進口比值未必是貨物貿易平衡的表現，而是“多進口是為了多出口”的具體表現。
/進口比值接近于1，包括賤金屬，機電和音像設備，車輛、航空器及船舶三大類。在此類別中，進一步加工裝配后再出口而非滿足國內需求是進口的主要目的。上述賤金屬、機電和音像設備、車輛等三類產品出口占總體中的比重超過50%。當然，如果再將不同產品類別之間的進出口關系考慮在內，“大進大出”的特征將更為明顯，比如，賤金屬的大量出口與礦產品的大量進口直接相關。
從以上結合貨物貿易的結構分析不難看出，我國被譽為“世界工廠”主要體現在兩個大的類別：一類是紡織服裝鞋帽等生活用品，此類貿易品以國內生產為主，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打開世界各國的市場；另一類是出口占比過半的機電產品，其“大進大出”的特征說明該類產品的生產僅有部分環節（加工裝配）在國內完成，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營銷渠道都不在國內，我國僅是其國際制造鏈中的一個節點，而且是中低端勞動密集節點，附加值不高。
1）我國在傳統產業具有明顯的優勢。我國紡織、鞋帽、塑料、橡膠制品、賤金屬等傳統產業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存在普遍的順差，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些產品的特點是勞動密集，產品技術含量相對不高，產業鏈較短。我國的優勢在于勞動力和能源等要素的低成本，但產品附加值率普遍不高，一些產品貿易還附帶著高昂的環境污染代價。
2）高技術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在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中，機電產品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存在貿易順差，似乎我國在該領域具有明顯優勢，但如前所述，在較長的全球機電產業鏈中，我國僅參與了其中非核心部件的制造和產業鏈中低端的加工裝配環節。
對于車輛、航空器等運輸設備和光學、醫療等儀器，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亞等非發達國家，除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外，對其他發達國家都表現為逆差，國內需求的滿足對發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依賴性。以乘用車為例，國內產業雖然很大，但是出口很少，外資品牌占據絕大部分的國內市場，本土企業不但在國際市場沒有競爭力，即便在國內也缺乏競爭力。光學、醫療等儀器的特點在于產品產業鏈較短，且核心技術密集，代表性產品主要出自發達國家的國際知名廠商，若不能掌握核心技術，我國很難在相關領域取得主動地位。
/進口比值的考察發現（見表4），除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貿易出口/進口比值顯著大于1外，其他產品類別的出口/進口比值要么接近于1，要么小于1，其中生物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以及航空航天技術4類產品出口/進口比值顯著小于1，說明我國高技術產品仍然主要依賴進口。
綜上，我國在傳統的紡織服裝等領域成為全球重要的供應國，在高技術制造領域，我國雖然融入了機電等產品制造的全球產業鏈，但因未掌握相關產品的核心技術，兩頭在外，還處在產業鏈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在航空、船舶、儀表儀器等重要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還有著相當大的技術差距。一定程度上，我國對全球供應及制造鏈的融入既不“廣”也不“深”，“世界工廠”并非真正的世界“制造”而主要是“組裝”工廠。
1和2），尤其是美國，自1995年以來，我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占總順差中的比重幾乎都在50%以上，一些年份超過100%甚至200%，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對歐美出口占比相對較高，而從歐美進口占比相對較低。
因貨物貿易主要依托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狀況長期未得到明顯改變，相關產品的技術水平長期落后于發達國家，附加值低一直是我國貨物貿易比較突出的問題。傳統紡織、服裝、鞋帽出口的低增加值率無須贅言，在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機電及相關產品制造領域，相關產品的設計、關鍵零部件的制造、產品銷售以及品牌運作等關鍵環節幾乎全在外國，我國僅主要參與了其中的加工裝配等勞動密集型環節，位于全球制造業產業價值鏈中附加值的中低端。這就是為什么國內加工貿易企業普遍存在“高營收低利潤”、毛利率遠遠低于美、歐、日競爭企業的原因，出口在我國，但附加值卻大部分由國外企業獲得。
3所示，我國制造業主要行業的增加值率與美國、德國及日本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差距。以圖中增加值率最高的國家作為對比，我國化工產品，醫藥，金屬制品，計算機、電子及光學產品，電氣設備等行業的增加值率不到最高國家水平的一半甚至1/3，除賤金屬制造業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小外（5個百分點），包括眾多傳統行業在內，其他所有行業與增加值率最高國家之間的差距都超過10個甚至20個百分點。
長期以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促成并強化了我國現有的貿易結構和在國際貿易中的分工格局，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從充裕甚至過剩逐步轉向短缺，勞動工資持續上漲，再加上國內土地、能源等要素價格的上漲以及人民幣匯率因素的影響，我國在貨物貿易中的低成本優勢日漸趨弱。近年來，我國加工貿易比重下降的原因除全球經濟危機后的外貿需求下降外，與加工貿易逐步向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更低國家的轉移直接相關。
1978年以來，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實際平均工資一直處于上漲狀態，其中1998年之前上漲速度相對緩慢，1978—1998年期間年均漲幅只有4.8%①，而1998年之后則加速上漲，1998—2016年期間的年均漲幅高達10.9%，這正好與我國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市轉移的時期對應。
2004年以來，我國FDI流入量占全球比重總體處于緩慢下降的狀態（見圖4），這與期間亞洲FDI流入量在全球比重的明顯提高形成鮮明的對比。與此對應，我國FDI流入量在亞洲的比重明顯回落，從最高的55.1%降低到近幾年的30%以下，下降幅度超過20個百分點。
FDI流入我國行業結構變化的分析也能夠提供一些證據（見圖5）。1999—2004年期間，我國制造業FDI投資流入量在全國的比重持續上升，2004年達到最高，超過70%，此后則逐年下降，到2016年僅有28%，而服務業FDI流入量的比重則持續提高，從2004年的23%提高至2016年的67%。相比于FDI流入服務業以主要開拓國內市場的目的不同，FDI流入制造業更多是出于開拓國際市場的目的而尋求更低生產成本的國家。結合FDI流入我國制造業比重的拐點與我國加工貿易比重的拐點在時間上高度吻合的事實，我們不難得出制造業生產成本提高是FDI流入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體技術水平顯著提升，但與發達國家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差距。在制造領域，我國已成為制造大國，但遠非制造強國。在生物醫藥、新材料、飛機、芯片、儀器儀表等高精尖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尤其顯著，即便是傳統的能源、冶金、化工、車輛制造等傳統行業，我國的技術水平也整體相對落后。通過技術進步推動制造業升級、打造真正的制造強國絕非一朝一夕就能夠實現的目標，在這個問題上，我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Investment & Innovation Global Council，IIGC）于2011年開始編制全球創新公司百強榜單，我國內地企業華為在2014年的評選中首次上榜，2015年缺失，2016年和2017年都只有華為一家入選。相比而言，韓國入選企業家數一直保持在3家以上，2012年則多達7家，美國、日本大部分年份都在30家以上，雖然日本經濟近年來增長緩慢，但日本企業在技術創新競技場上與美國平起平坐，一些年份入選企業家數甚至超過美國。
未來我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將會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行業和加工貿易領域將面臨越來越多低成本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另一方面，隨著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經貿互補性的減弱和競爭性的持續加強，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過程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與糾紛不但會長期存在，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
一方面，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可能沖擊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的現狀，需要在著力擴大內需上多下功夫，需要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為擴大內需保駕護航。積極財政政策方面，除進一步加大對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關鍵領域發展的投入力度外，應多采用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減稅清費措施；貨幣政策方面，針對外貿順差收窄、貨幣投放渠道發生變化的新情況，要通過其他途徑，保持市場流動性的合理水平。
三是以擴大開放倒逼國內產業升級和企業競爭力提升。只注重短期經濟效益而忽略長期發展質量、主要依靠規模和低技術含量增長的模式終將消失，借助更大范圍的對外開放，通過引入更高水平的競爭來激發國內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是經濟全球化程度持續提高時代的必然選擇。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繼續深入，國內企業必然面臨更高水平、也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對外開放的擴大是壓力更是動力。
國際貿易的發展史充分說明，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一直停留在既定的比較優勢上。國際市場上的競爭，關鍵靠實力、靠技術。當前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發展高技術產業都在國家發展戰略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國家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技術實力的競爭。隨著經濟總量、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素質等的不斷提高，我國亟需從勞動力成本等低層次優勢轉向研發和技術創新等高層次優勢，逐步提高我國在全球貿易與制造產業鏈中的地位，否則不但會在國際貿易中受制于他人，國家的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也無從談起。
過去那種“用市場換技術”的后發戰略逐漸失效，下階段要通過自主創新大力提高我國制造的技術水平和在全球制造產業鏈中地位，這不但是我國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要加快科研體制改革，盡快解決過去科研領域久治不決的種種弊病，建立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理順科研激勵機制，強化科技攻關，提高創新效率，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