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國際英孚教育發布2014年全球成人英語熟練度指標報告，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的成人英語水平為50.15分，落后于亞洲的韓國（53.62）、日本（52.88）、中國香港（52.50）、中國臺灣（52.56），甚至越南（51.57），屬于低熟練度。統計還表明，中國成人英語水平最高的是從18歲到24歲這個年齡段，到了24歲后就開始走下坡路，英語水平逐漸退化，而亞洲成人這種英語水平下跌情況直到35歲以后才開始出現。另外，在行業方面，中國公司員工的英語水平也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如在IT領域，中國員工英語水平（46）遠低于越南（62）、中國臺灣（58）、韓國（55）和日本（54），同樣，金融、制造業等領域的員工英語水平也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這些數據說明，我國大學畢業生的英語能力無法適應國家的國際化戰略需求。

　　國際化戰略需求有兩個概念。一是企業國際化戰略，是指企業產品與服務在本土之外的國際市場的發展戰略；二是學術國際化戰略，是指高校和科學界的研究成果用國際通用語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和交流的發展戰略。可見國際化戰略是振興中華，實現中國夢的很重要一部分。但是我國企業員工和科技人員的外語能力卻制約了這種戰略的勝利實現。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已從“本土型國家”向“國際型國家”轉變，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全球化特征越來越明顯。以上海為例，截止到2014年10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計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484家，其中亞太區總部24家，投資性公司295家，研發中心379家。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和機構落戶中國，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行國際跨國并購和投資。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而這個數據在10年前的2003年只有28.5億美元。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最近幾年我國互聯網企業、金融企業、能源企業、IT企業等大都已經走到了國際前列，企業的國內市值巨大，但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還是很小，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國際化人才。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張堯學做了調查，發現印度軟件行業的從業人員遠少于中國，但他們的出口為100億美元，是中國的6倍多。“主要問題是我們大多數大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比較差，很難適應信息技術領域國際化進展的需要”。據統計，我國目前在海外工作的各類人員已超過300萬，但在各行業內能熟練運用外語與國外客戶洽談業務、簽訂合同的人才非常稀缺，即便在員工英語較好的上海。

　　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學術界。國際著名學者斯波爾斯基（Spolsky）認為，第三世界科學家對他們的學科的貢獻要超過了30%，但發表的論文還不到國際頂級專業學刊的5%，這和學術英語水平低有很大關系。日本科學家為什么能從1949年起獲得了22個諾貝爾獎，與日本大學生具有很強的專業領域內英語讀寫能力有很大關系。英國工程技術學會（IET）是工程技術領域的國際頂尖專業學術學會。根據英國工程技術學會中國區出版總監高文（Govan）介紹，中國科學家在IET提交的論文和最終發表的論文之比率僅為16.5%，遠遠落后于我們鄰國日本和韓國，后者發表率達到了25.2%。日本高校在SSCI和A&HCI這兩大國際權威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是中國內地高校的3倍。清華大學原外文系主任孫復初批評清華的大學生“四、六級考試過關之后，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一塌糊涂。”上面這些事實說明，我國大學畢業生英語應用能力的缺陷已嚴重制約了我國國際化戰略需求的發展和實現。

　　進入新世紀后，為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國際戰略化需求，國家在2002年頒布了《2002—2005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綱要》，提出要培養一大批國際化的優秀企業家和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學科帶頭人。2010年國家又頒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高校要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國際化人才一般應具備以下素質：寬廣的國際化視野；扎實的本專業國際化知識；熟悉和掌握國際慣例；較強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獨立的國際活動能力。這些素質都是以較強的外語能力，尤其是專業領域內的英語交際能力為基礎的。沒有較強專業領域內的英語交際能力，就不可能很好地掌握國際化知識，也無所謂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國際活動能力。所以，教育部在2007年頒布的《關于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意見》中要求各高校“切實提高大學生的專業英語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語從事科研的能力”。

　　根據國際外語教學理論，外語教學可分專門用途英語（ESP）和通用英語（GE）兩大類。前者是指有一定特殊目的如學業和職業學習的外語教學，而后者是指除單純學習外語之外并無應用目的的外語教學。根據不同目的，ESP又可派生出學術英語（EAP）和行業英語（EOP）。前者側重培養學生在專業學習和研究中所需要的英語口語和書面交流能力，例如用英語聽講座、記筆記、閱讀文獻、撰寫論文和參加國際會議及學術討論等能力。后者是培養學生在畢業后工作中的英語職場交際能力。可見，落實國家“提高大學生的專業英語水平和直接使用英語從事科研的能力”，培養國際化人才，高校應該開展專門用途英語教學，而不是單純為學習語言的通用英語教學。

　　反觀我國歷次公布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都把大學英語教學定位在打語言基礎、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方面，而應用目標始終缺位。換句話說，原本應該作為工具的英語成了學習的本身或學習的目標。其結果是，在通過大學英語四級前，絕大多數學生學習英語的勁頭還很足，一旦通過了（而且隨著新生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入學第一學期就可通過），除了有考研和出國需求的，大多數學生就失去了繼續學習的動力。此時再學英語，最大的價值就是掙學分和評獎學金。顯而易見，正是我國高校的公共英語教學始終不提應用目的，大學生和中小學學生一樣十幾年來只是為考試而學習語言，必然產生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用遞減的效應，在學生中出現普遍的英語學習懈怠現象。因此，我國大學生很少能夠讀懂所學專業的英文文獻，更難用英語開展自己的專業學習或畢業后的工作。

　　一、建立專門用途英語課程體系。根據我們在上一節的描述，專門用途英語可分成學術英語和行業英語，因此課程設置上，我們可分這兩塊，如前者設置學術英語聽說、學術英語讀寫等課程，主要培養學生跨學科的學術英語能力。后者主要是培養專業或行業領域內的英語交際能力，課程設置如金融英語、軟件英語等。最近幾年我國高校呈現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大量引進外籍專家和教師；擴大全英語授專業課程的比例；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生出國留學或游學。高等教育國際化課程是直接服務于國際化人才培養，而專門用途英語教學就是培養學生用英語查閱專業文獻、聽專業課及講座、做口頭陳述、交流以及撰寫文獻綜述、摘要和實驗報告的能力。

　　二、提出和專門用途英語對應的語言要求。目的不一，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的語言要求和通用英語教學是不同的。由于我國的大學英語定位在通用英語教學上，因此，要求大學生在完成大學英語學習后參加的四級考試的詞匯量在4500個，閱讀速度要求在每分鐘100詞，這對于培養學生一般日常生活交際能力是足夠的。但根據語言學專家觀點，如是用英語從事專業學習和工作，10000詞匯是最低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日本大學生英語詞匯要求約13200個詞。我國民國時期高中詞匯量要求就達到8000個，這保證了當時的高校能普遍直接使用世界最先進的教材，引進世界一流專家授課，培養了如楊振寧和李政道等后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三、突出學術英語教學。較之行業英語，學術英語不僅培養學生的專業或行業領域里的語言技能，更培養他們跨學科的學術素養，其中包括搜索相關資料和文獻并加以分析、整理和評價的思辨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創新能力；溝通交流的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和基于團隊合作開展項目研究的能力等。這些學術素養都是當今大學畢業生不可缺少的，無論他們是繼續深造研究還是開始工作，無論是從事技術開發，還是進行銷售營銷。可以說，這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各行各業所需要的最基本素養，是實現國際化戰略需求的最關鍵因素。

　　四、實行差別化高等外語教學。日本文部省在本世紀初制定的《培養能用英語的日本人行動計劃》提出差別化外語教學的政策。對一般國民的要求是“具備使用英語進行日常會話和簡單信息交流的能力”，但對大學生的要求是能夠在專業領域內熟練地使用英語的能力。鑒于我國地區差別和不同專業、行業對國際戰略化需求不同，對國際戰略化需求不高的高校和專業，可以暫時以通用英語教學為主，培養大學生一般英語交際能力；但對國際戰略化需求較高的專業和地區，要及時開展專門用途英語教學，努力提高我國大學生用英語開展專業學習和工作的能力。

　　北京高考英語指南曾提出詞匯量要從原來3500詞降到3000詞，一些省市也提出高考取消聽力項目。從減輕學生負擔，從公平教育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認為外語教育政策制定應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外語能力的要求。如果我們把英語真正當成一門實現國際化戰略需求、滿足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對外語能力要求的工具，那大學英語教育的目標就必須是培養學生用英語直接從事專業學習和研究的國際交流能力和競爭力，教學定位必須在專門用途英語。